背景：记者在首届中国休闲创新奖暨第四届中国最佳旅游供应商颁奖典礼上获悉，“宜春，一个叫春的城市”这条曾经轰动一时的“雷人”宣传语，原来竟是宜春市旅游局联合国内知名旅游营销策划专家共同策划的营销策略，并获首届“休闲、旅游营销创新奖”。

　　华商报发表梁德荣的文章：嘿，“叫春”！你说它低俗吧，它也不否认，甚至还有点洋洋得意的意思。我就低俗给你看，你爱咋咋地。就如芙蓉姐姐上场，你反胃吐口水，人家还觉得自己真美呢，而最直接的结果是，无论是芙蓉姐姐还是“叫春的城市”，都名气高扬，红得不行，你不记住还不行。人家是名气与关注度齐飞，眼球与钞票共舞，那乐的还是人家。这真应了那句“不能流芳百世，那就遗臭万年”，二种结果虽然性质不同，但有一样是殊途同归的，那就是都能留下自己的名声。破名与好名，如果撕破了道德那张脸，那就无需什么遮盖的了，喜欢怎么整就怎么整吧。在当下，审美、道德甚至法律底线的突破已不是个例，放弃一些准则和规矩，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为此，抛却一座城市的格调，放弃一个品牌的美誉，又如何呢？然而，放不上台面的东西，终究还是一堆垃圾。就像“叫春”一样，它是不能成为一座城市的形象代言词的。它不能给这座城市带来荣耀，也不会给城市的人民创造辉煌，反而会遭到不断的嘲弄和取笑。最终损毁的还是这座有古老人文价值的城市。

　　小蒋随想：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叫春的城市”这个策划想必是寄希望于后者。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算这个策划奏效，能吸引来什么样的客人？如果“叫春的城市”并非“春意”盎然（没听说“红灯区”在国内已经合法吧？），那些乘“性”而来的客人，想必会大骂“货不对版”。如果正经人士对此嗤之以鼻、不正经者感觉“上当受骗”，“叫春的城市”除了臭名远扬，恐怕落不下什么。以污名化自己的城市为代价，换取片刻的眼球吸引，这种行为比杀鸡取卵还弱智，折射出当地行政者发展地方经济的黔驴技穷。要么靠卖地生财，要么争抢“XX故里”，要么自吹“宜居城市”，要么无耻“叫春”，这些就是一些地方行政者心目中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一些领导并不傻，只不过人家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只要在自己的任期内，折腾出动静、多“勾兑”点GDP，就可以被视为政绩，来日升迁提拔拍屁股走人，剩下的烂摊子就留给后来人了。

　　 没有好爸爸就不能脱贫吗？

　　背景：北京顺义法院公布调研数据，今年1至10月，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部刑案被告人总数的39%，较去年同期增加60.7%。北京市多家法院的统计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呈上升趋势。法院给出的主因之一是，新生代农民工“不甘贫困，不愿吃苦”。

　　华商报发表蔡晓辉的文章：说新生代农民工“不甘贫困，不愿吃苦”，若挑刺的话，这说法仍旧是一种歧视。难道要新生代农民工继续他们父兄辈的城市经历吗：将青春和健康奉献给了工厂里的流水线、城市里的建筑工地，而将被透支的身体和时常拖欠的微薄工资带回农村。如此父子循环，城市需要的就是这样甘于贫困、肯于吃苦的“农二代”吗？这种思维也许是无意识的，但未尝不是危险的。老一代农民工的辛勤劳作，是城市迅速发展的成功因素之一。城市化的下一轮发展，如果试图延续这样的惯性，势必压制新生代农民工对平等权益和向上奋斗的正当诉求，换来的将是愈发上升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说新生代农民工“不甘贫困”，但他们为什么要甘于贫困？城市的生机在于流动和创造，有向上的机遇符合每一个农民工和每一座城市的自身发展利益。只有正视新生代农民工“不甘贫困”的合理诉求，我们才能谈得上打通他们向上的渠道，才能引导他们用合法正当的手段摆脱贫困。做到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数量才有可能减少。